乔许葛洛班

按照英国法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纵向二分的传统，政治的是永远不可能吞并法律的。

因此，对于苏共领导人而言，他们的目标是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10]457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表示：如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强迫你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要你思想上没有别的想法，对各色各样的教条主义戒律不产生怀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长期高压的大环境下，一旦文化规制出现松动迹象，那么，反弹就在所难免。一方面，从1934年起，斯大林手下党政大员就成为了最经常和最容易遭受恐怖之害的对象。四、文化规制对社会风习的影响 从苏联地下出版物的内容来看，很多地下出版物其实都是关于改革的合理化建议，实在谈不上有多严重的反苏色彩。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免去意识形态的麻烦争论，直接镇压持不同意见的人，还可以反对可能有敌对意图的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

不仅这些获释者提出了恢复名誉等平反要求，受他们株连而受迫害的亲属也有同样的诉求。但即使是这种仅仅停留在纸面的建议，依然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无情打压：政治施压、强制隔离、舆论污蔑、劳动改造、审判关押、精神治疗、驱逐出境、剥夺国籍，等等。但要以此为题，书写形成文字公开发表，则不仅需要勇气，还得耗费一番考据的功力。

此外，虽然所有的青年学者可以确定在45岁以下，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出生年份并不能准确确定，因此，就没有公布出生年份。同时CSSCI数据库也只统计独立署名或第一作者作品的被引次数。为了提高信息准确度，本文作者也向一些学科的学者进行了询问或核实。这两年出生的学者，除了本文之前提到过的十大和十大提名奖获得者以外，至少还有赵晓力（清华大学）、桑本谦（中国海洋大学）、王志强（复旦大学）、沈岿（北京大学）、葛云松（北京大学）、梅夏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雨峰（西南政法大学）、应飞虎（深圳大学）等等，他们在其各自学科内的被引次数也相当高。

[注释17]因此，为统计和讨论方便，本文研究的青年学者也限定在45岁以下。法理学有8位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超过100次。

18.推荐单位为：中国法学会主管的全国性法学社团（含3个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国法学会、接受中国法学会业务指导的全国性法学社团）、直属研究会;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学会;具有一级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法学院校和科研单位;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被引次数80次以上的其他宪法青年学者目前还没找到，多数学者的引证次数在50次左右及以下。考虑到2017年还未结束，而且收入期刊文章的时间相对滞后，可能半年左右或更长一点时间，因此，被引的实际时间跨度要更短些。在这本著作中，波斯纳用引证数证明了卡多佐在法学和法律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注释1]另一方面，评价法学研究状况也可以主要围绕人即学者来展开。青年长江学者的评选始于2015年，目前共有15位。[注释11]原因是这些期刊的影响因子较高，影响力大，但期刊影响因子高，并不代表该期刊上的所有文章质量都很高。例如，统计发现，部分70后的青年学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合作论文的情形并不少见。

最后选出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0位，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20位。15.参见《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推荐候选人公示公告》。

[注释19] 为增加表1的客观可信度，除了统计被引次数以外，还统计了十位当选人在CSSCI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在CSSCI法学类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在三大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注释20]，以及单篇文章被引次数。（四） 长江后浪推前浪？ ——70后与50后的比较 上述的统计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是同年龄段的横向比较。

本文进行数据统计时间第一次是2017年4月初。值得注意的是，在青年学者中，主编教科书的现象极少，因此，几乎没有被引次数。不过，有5位获得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陈柏峰、王迁、蒋大兴、章志远、黄文艺），有4位未获得奖项。2.参见苏力: 《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如果将表1十大当选人的被引次数与所有候选人的被引次数进行比较，还会有如下发现，如表2所示： 表2被引次数排名前10位的第八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候选人[注释24] 被引次数排在前10位的候选人中，仅有1位入选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张翔）。就此来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比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科发展更均衡一些。

例如，刑法学青年学者中总被引次数第2位的劳东燕，其被引次数最多的作品是论文——《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注释28]被引次数为105次。这也意味着，青年长江学者的被引次数即使持续增长，但10年内追上那些高被引的长江特聘教授的可能性也不大。

特别是50后、60初的长江特聘教授，很多被引次数有数千次。保守估计，法学类的研究人数占到法学大类的30%-40%。

宪法学只有4位青年学者的被引次数超过100次。由于知名学者范围太广，为了便于精确比较，本文找来历年的青年长江学者与长江特聘教授的被引次数进行直观比较。

被引次数最少的是刑事诉讼法学者董坤。（二） 各法学院所的人数分布 如果按照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区分，如表14所示： 表14 各法学院所的青年学者分布（2人以上）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人数最多有10位，其中在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各有3位，法理学有2位，在5个学科有分布。或许是他们更有机会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影响到青年学者的发表，进而影响他们的被引次数？法学的其他学科也存在类似问题，可能民事诉讼法的情况更为突出。相比之下，民诉上一代的知名学者要明显多于青年学者。

他的著述除了被法学类期刊引证以外，还比较多的被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经济学、体育学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所引证。这首先是因为其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是当选人中唯一的80后（出生于1982年）。

法学不像自然科学，如果论文，在2二三年内不被引证就会过时，而是需要更长时间会越引越多，才会形成引证波峰。CSSCI数据库的统计起止年份为1998年至2017年。

37.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CSSCI数据库法学论文的总量则更少

附：《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草案第41条规定：采取留置措施后，除有碍调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所在单位或家属。其次，监察委员会的职能涉及惩治职务犯罪，因此赋予了监察机关一系列的职权和某些严厉的调查手段，对其不能没有制约，更不能忽视人权保障，因而就必须遵循《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已经明确规定的人权保障原则。

最后，惩治腐败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原则不限于司法阶段，只有明确保障人权原则，才能确保在惩治腐败过程中的办案质量，防止出现冤案、错案。第二，试点向全国铺开要到2017年年底才能完成，若操之过急，试点的问题和经验在《监察法》中得不到总结。

根据《宪法》第62条规定，宪法和法律的立法权属于全国人大。草案第45条规定：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第二，有碍调查，可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况应当取消。另外，这条表述应该同宪法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相一致。